19日，国家发改委介绍了2016年新型城镇化重点任务。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透露，已有28个省区市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，但很多城市只放开了对本地的落户政策，要督促各地实施更宽松的落户政策。此外，今年准备加快出台设市标准，推动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城镇设置为城市，让更多的产业的创业者到中小城市去。
根据国家统计局新发布的1%人口抽样调查数据，与第六次全国普查时相比，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.2个百分点。但是，距离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的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%的目标仍相差较远，未来5年需实现1亿人在城镇落户，这是一个艰巨任务。之所以拟定这样庞大的城镇化目标，不仅是为了扩大消费内需，聚集经济增长动能这一阶段性目标，更在于新型城镇化为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推行公平正义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二元治理结构提供了渠道。
可以说，新型城镇化具有复合型的战略目标。除了挖掘潜在的经济增长动能，为去库存等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之外，能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普及化程度，能否缩小二元社会管理体制造成的鸿沟，更加重要。在很大程度上，后者才是最核心的考核指标。如果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普及率没有显著提升，除超大城市外其他城镇的自由迁移没有实现，赋权的居住证与赋权的户口本之间落差依旧，那么户改就不能说实现了预期目标，新型城镇化就体现不出“新型”来。
这就要求，推动新型城镇化不能仅设置一个达成率，还要在各个环节夯实制度设计。一方面，要进一步明确新城市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条件。比如，持居住证人口与户籍人口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如何拉近，具有分期赋权特征的持居住证人口符合什么条件能转为户籍人口，怎样实现在特大城市以外的地区自由迁移，农村人口的原有权益如何保障、承接、转移等等;另一方面，必须对公共服务均等化、居住证权益与户口本权益差距是否缩小实施动态管理和考核。防止填平旧鸿沟，却出现新鸿沟。
无疑，新型城镇化背后的公共权利均等化目标，要求强有力的财政支持，这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复合型战略目标的最大障碍。地方愿意县设市、镇设市，以此创造提高行政级别的机会，但未必愿意、也未必有能力让有限财政投入到越来越大的基本公共服务中。解决这一难题，关键在中央财政能否兜底，并合理分配央地财政。有专家建议，中央财政提供“基本待遇”，地方财政只需补贴其与“市民待遇”之间的差距，地方接纳新移民的积极性就可大大提高，这是可以探索的路径。
理顺了央地关系，才可能普及“国民待遇”，新型城镇化率才能接近复合目标。这是今后五年新型城镇化必须闯过的关卡。